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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資源與外國史研究
在中國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學科的成長中，本土資源相對不足可能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因而“本土化”就成為一種強烈的呼聲。然則史學作為一個十分古老的人文學科，是否存在同樣的問題呢?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史學發(fā)生了不斷而深刻的變化，同時也遭遇了許多波折和困難，而本土資源的匱乏，同樣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外國史(注：此處用“外國史”而不用通常所謂的“世界史”，乃是基于一些特定的考慮。史學界對“世界史”這個學科有著不同的界定。歐美一些學者倡導全球史觀，對全球范圍內的長時段共同趨勢進行梳理，以建構一種歷史敘事框架，進而對發(fā)生在不同地區(qū)和國家的史事進行重新編排，整合成一部線索分明、條理清晰的“全球通史”；還有的學者主張將一時一地的事件置于全球視野中考察，以探究其世界歷史意義。國內有的學者將世界史視為一個特定學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國、各民族從分散隔絕走向整體發(fā)展的歷程。但是，這種“世界史”實際上只是少數(shù)學者在地區(qū)史、國別史和專門史研究基礎上構筑的一種歷史編纂和教學的框架。而且，國內的世界史教材一般不包括中國史，本質上仍是“外國史”。大學里多數(shù)學有專長的世界史教師，往往擁有十分具體的研究領域，故他們在研究的層面應屬于“外國史”的范疇。此處所謂“外國史”，包含國別史、區(qū)域史和涉及外國的專門史。)作為中國史學中最年輕的一支，可以借重的本土資源更加有限，這對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乃是一個主要的不利因素。在本土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外國史研究如何進行、如何取得進展，這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認真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一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的外國史學者就如何提高研究水平開展了相當廣泛的討論，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和設想。在討論中有人提到，國外、主要是歐美的中國史研究能夠取得令中國學界重視的成就，這說明中國的外國史研究也完全可以做到讓外國學界側目的程度。這個推論對于鼓舞外國史研究者的信心固然用心良苦，但似乎失之簡單化。因為歐美的中國史研究和國內的外國史研究有著許多差異和很大差距，具體表現(xiàn)在學術積累、史料的占有和解讀、理論框架、學科支撐、學術訓練和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等各個方面，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歐美的中國史研究具有厚重堅實的本土資源作為依托。
歐美中國史研究受到整個史學發(fā)展的帶動和支持，這是它能夠取得出色成績的重要條件。歐洲的漢學(包括中國史研究)在17～18世紀即已發(fā)端，大致和歐洲現(xiàn)代學術起步同時，到20世紀前期即已成為一個相當成熟的學科。誠然，歐洲漢學一直從中國學術中汲取養(yǎng)分，一些漢學大家，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承認，與中國學者接觸，利用中國的研究結論，對于中國學的發(fā)展甚為重要[1](pp.4～5)。但更重要的顯然是歐洲現(xiàn)代史學演進所創(chuàng)造的有利生長環(huán)境。自15、16世紀以后，意大利、德意志、英國和法國等國史學逐漸打破神學思想和傳統(tǒng)編年紀事模式的束縛，開始形成新的規(guī)范和方法。隨著考古學、年代學、校勘學、史料學和歷史哲學等學科的產生和發(fā)展，歐洲史學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已經演化成一個專業(yè)性很強的學科。在18世紀，出現(xiàn)了伏爾泰、吉本等史學大家，也形成了哥廷根學派這樣的學術流派。進入19世紀，英、法、德等國史學領域更是大家輩出，使這個世紀有“歷史學的世紀”之稱。20世紀歐洲史學更以革新為開端。蘭普勒希特挑戰(zhàn)蘭克學派的范式，提出要沖決政治史的藩籬，在敘事的基礎上著重解釋，并倡導采用新的理論和方法。此后，歐洲史學在理念、領域、方法和史料各個層面都有日新月異的變化。同時，歐洲學者對埃及、亞述、猶太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語言學等領域也有輝煌的成就。歐洲的漢學和中國史研究，就是在這種整體史學環(huán)境中成長和成熟的。歐洲中國史學者提出問題的方式、切入課題的角度、發(fā)掘和運用史料的方式、論述中使用的理論和概念，以及寫作的方式，無不和其整個史學如出一轍。
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后來居上，到20世紀下半葉儼然成了國際中國學的主流。從表面看，這個學科在美國似乎相當年輕；實際上，19世紀傳教士所做的工作就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在20世紀上半葉它又大量吸收和借鑒了歐洲的漢學資源和中國的學術成就，并得到成長中的社會科學的滋養(yǎng)，其突飛猛進的發(fā)展，當是順理成章的。單就本土史學而言，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得益于兩個重大的學術機緣：一是美國深厚的外國史研究傳統(tǒng)。美國作為國家的歷史不長，但在文化淵源上卻與歐洲一脈相承，因而美國學者一直十分重視歐洲史的研究。后來，隨著美國成為一個世界性大國，外國史研究的地域范圍逐漸擴大到亞洲、拉美和非洲。到20世紀后期，外國史研究的規(guī)模遠遠超出美國史，在專業(yè)史學家中有2/3專治外國史；在每年獲得史學博士學位的人中間，博士論文涉及外國史的比例有時高達4/5[2](p.3)。在安東尼·莫爾霍等人編的一部考察美國史學近期發(fā)展的書中，設專章討論了美國學者對歐洲古典文明、歐洲中世紀史、現(xiàn)代歐洲、西班牙史、法國史、意大利史、俄羅斯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但很少涉及中國史研究[2](pp.206～454)�？梢�，美國的中國史學雖然在國際中國學界影響甚大，但在美國發(fā)達的外國史研究中，只是一個小小分支，它的發(fā)展得益于外國史整體水平的帶動。另一個學術機緣是“新史學”的興起。1945年以后，美國史學逐步走向“社會科學化”，理論、范式和方法都不斷趨于豐富多樣，形成了以“新社會史”、“新經濟史”、“新政治史”和“文化史”為標志的“新史學”。美國的中國史學者正是以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地方史見長，在演進路徑上完全是和“新史學”齊頭并進的。
而且，歐美史學不僅在學術上成就卓著，在史學訓練方面也日臻完備。涉足中國史研究的人，通常在大學和治本國史的學生接受同樣的學術訓練，這就為學術傳統(tǒng)的傳承和本土資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實的保證。歐洲漢學在語言的訓練方面似有獨到之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通漢、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種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國邊疆史地的學者，也能運用多種文字工具。陳寅恪之通多種語文，無疑得到過歐洲漢學訓練的裨益。美國的中國研究在理論和方法的訓練方面，顯示了一定的長處。一些專治中國史的華裔學者，其學術成果就帶有美國史學訓練的明顯印記。在中國長大成人的黃仁宇，進入美國學界以后寫出了數(shù)部中國史著作，其《萬歷十五年》以小見大，《中國大歷史》(此書較前一著作遠為遜色)以大觀小，其視角、觀點和表述都與國內學者迥然不同，這顯然緣于他在美國接受的史學訓練。
另一方面，歐美中國史的學科積累比較厚重，減輕了對研究對象國資源的依賴。最能反映其學術積累的指標，乃是其著述的參考文獻中本國語文的論著所占的比重。中國研究在美國乃是一個后起的學科，但其學科積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視。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撰寫《中國新史》時，“幾乎讀遍了近20年來美國研究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頁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達627位學者的930
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國研究出版物，實在是很可驚嘆的。若中國學者撰寫一本美國史教科書，又能夠找到多少由本國學者撰寫的“代表作品”呢?估計不會超過100種。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較多的本土文獻，也許不足為奇，而有一些具體而微的專題論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為主外，其二手文獻也基本上依靠本國的出版物。例如，孔飛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參考書目的論文與專著一項共163種，其中英文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種，其余48種中除去日文論著和地方志，中文論著僅20種[4](pp.308～329)。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中有關中國歷史的部分，則幾乎沒有利用中文書刊，而其論述并無材料單薄之感[5](pp.475～506)。
即使在資料方面，歐美中國史領域的積累也頗為可觀。這一方面是殖民主義留下的遺產，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經濟實力的支持。歐美學者在本國逐漸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專題的資料甚至超過中國。他們借助充足的研究經費，在世界各地遍訪資料，并且借中國學者之助而調查、搜集和翻譯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紀30年代來華調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許多中國師生的幫助。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寫作《上帝的中國之子》，利用了中國同行協(xié)助收集的史料，而且還從英國等地發(fā)掘了一些珍貴的材料。在現(xiàn)今美國大學，中國史教授雇中國留學生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資料占有量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同樣重要的是，歐美學者大多具備較好的解讀史料的能力。歐美早期的中國學研究者不通漢語者大有人在，現(xiàn)今也常有人受“不識字”之譏；但是，經過用心的努力和長期的積累，他們在語言和歷史語言學訓練方面得到顯著提高，解讀史料的能力足可稱道，能夠跟蹤和發(fā)現(xiàn)新的史料。在對漢簡和敦煌文書的研究方面，歐洲漢學家就著了先鞭；還有外國學者甚至掌握了難度甚大的甲骨學知識和技能。美國的吉德煒編成商代史料集；英國學者艾蘭(Sarah Allan)和中國學者李學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資料；戴密微在敦煌學領域和饒宗頤有過合作。這些都是足以說明歐美學者史料功夫的例證。
歐美的中國史研究還具有另一個同樣突出的優(yōu)勢，就是本土理論資源十分豐富。歷史學本身不以理論見長，其形成問題、解讀史料和提出解釋，無不需要借助其他學科的理論；尤其是傳統(tǒng)的描述性史學轉變?yōu)榉治鲂允穼W以后，在領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釋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對于相關學科理論的借重變得更加重要。這一點正是歐美史學得天獨厚的地方。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無一不是起源和興盛于歐美；研究中國古史所需的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和地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也在歐美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在歐美的中國學者中，除少數(shù)不世出的卓異之士外，多數(shù)人在對中國文獻的掌握和理解，較之中國學者并無優(yōu)勢可言，其長處正在于運用源自本土的理論來燭照中國故實，從而得以發(fā)現(xiàn)新問題，闡釋新意義，提出新觀點，最終自成家數(shù)。20世紀上半葉在國際漢學界聲名顯赫的法國學者葛蘭言(Marcel Granet)，其漢語水平和治學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質疑，但他能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史，得以獨出機杼，被中外學界公認為一代大家。他曾師從迪克海姆研習社會學，后來隨沙畹轉攻漢學，擅長社會史，這種理論背景自然是十分難得的。另一位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之研究中國社會史，也和本國的社會學傳統(tǒng)也有著極深的淵源[6](pp.315～423)。英國學者艾蘭運用西方哲學中的隱喻理論研究中國上古思想，運用結構主義理論研究中國上古神話，均有所創(chuàng)見[7](pp.271～314)。
在借助現(xiàn)代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國史方面，美國學者更有獨到之處。20世紀上半葉名震學界的歐洲漢學大家，多為借助東方語文優(yōu)勢而專攻中國文化、邊疆史地和中外交通，其路數(shù)非有特異天賦不能仿效；而美國學者避短揚長，注重運用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經兩、三代學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國際中國研究的主流。當年深得國內學界大家推許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漢(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靜靜地呆在學術史里；而當今海內學界不脛而走的域外中國史論著，大多是以理論和解釋見長的作品；魏特夫、費正清、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和黃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等人的學問成就，不少中國同行早已耳熟能詳�？罪w力的《叫魂》的解釋框架，乃是建立在現(xiàn)代通訊理論和韋伯的科層理論之上的。他早年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者及其敵人》，在解釋地方名流和地方軍事力量崛起的歷史意義時，大量運用了社會學的階層理論和社會結構理論，以及政治學關于權力和政治結構的理論[8]。另外如關于中國經濟史的“過密化”理論、關于中國社會史的“權力的文化網絡”理論以及關于中國城市史的“中心區(qū)域”理論等等，都曾產生很大的影響。閱讀美國學者的中國史著述，給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獨特和翔實(實際上，有人在解讀中國古代文獻方面存在明顯的局限)，而是其選題的用意、解釋的新穎和觀點的獨到，這些正是其理論優(yōu)勢所造就的(注：如羅志田在評何偉亞(James L.Hevia)所著《懷柔遠人：清代賓禮與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一書時稱，“何著長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構勝過史實的重建”。見羅志田：《后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研究：＜懷柔遠人＞的史學啟示》，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以西方觀念剪裁中國史實而削足適履的現(xiàn)象固然存在，但無損于其整體的學術影響力。
總之，歐美的中國史研究和其整個史學一起，已經走過了比較漫長的發(fā)展道路，成為了一個積累雄厚和學術性相當成熟的學科。在這個領域中，出現(xiàn)了一些可以和研究本國歷史的大家比肩而立的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之在英國、謝和耐之在法國、費正清之在美國，莫不如此。另外，由于歐美的中國史研究隨整個學術齊頭并進，而中國史學則處于轉型之中，且因社會政治的制約而屢遭挫折，故前者在研究上得以打一個“時間差”，其題旨、方法、解釋和甚至史料，往往為中國學者所未見，從而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謝和耐在寫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時，就發(fā)現(xiàn)可資借鑒的研究論著甚少，故他的作品“幾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寫就”[9](p.7)。這樣的著作在中國學界博得陣陣喝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
外國史研究在中國的歷程，和歐美中國史研究的發(fā)展道路有著許多不同，其中最顯著的一點無疑是，中國學者研究外國史，難以得到本土資源的有力支撐，文獻資料不足，學科積累單薄，本土理論相當貧乏。這些因素長期制約著這個學科的學術
性的成長。
若以中國悠久的史學傳統(tǒng)而論，外國史不過是處于幼兒時代，許多領域和課題都處于空白狀態(tài)，而已經涉及的課題也往往資料單薄，在學術上缺乏原創(chuàng)性。也就是說，“無論是學科范圍的廣度，還是專題研究的深度，也無論整個世界史學科對世界學術的貢獻，還是單個學術成果的世界影響，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水平與外國相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10]。由于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未能形成豐厚的學術積累，故研究任何問題，如果不借助所研究對象國的文獻，幾乎是寸步難行。但是，外國史研究者往往又受到經濟支持和藏書條件的制約，境外文獻的占有量嚴重不足。于是，缺乏文獻資料就成為外國史研究最大的難題。另一方面，中國的外國史學者利用外文資料的能力也亟待提高。能夠熟練而準確地閱讀印刷文件者已屬難能可貴，遑論掌握域外古代文字和解讀手寫史料。不通古希臘文和拉丁文而研究古希臘羅馬史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而研究拉美史者，均不乏其人。欠缺歷史語言學和歷史語義學的知識與技能，更是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
積累不足帶來的困難，在外國史研究生的培養(yǎng)中同樣得到反映。許多課程都難以開出系統(tǒng)的參考書目，老師則多以講授為主；至于查找文獻、解讀史料和口述調查的訓練，則更是薄弱。中國史研究生所學習的考據學、史料學和歷史文獻學之類的課程，通常不能引起外國史研究生的興趣。其學位論文大多只能基于二手資料，因而在研究和寫作中，幾乎沒有受到系統(tǒng)的治史方法的鍛煉。由此導致的能力欠缺，將極大地制約他們今后的學術發(fā)展，也不利于整個外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對于外國史這樣一個成長中的學科，十分需要從本國史學中獲得充足的滋養(yǎng)。自海道大通、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學術從內容到形式都發(fā)生了危機，傳統(tǒng)史學中長期積累的理論觀念、概念工具、研究方法和寫作方式都難以為繼，甚至治史者的讀書能力也不斷下降；通過吸收日本和西方的資源而進行的重建，走的又是一條山重水復、崎嶇艱險的道路。在內憂外患、社會動蕩、政治干預和資源匱乏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相襲擾下，中國史學的學術性未能順利地建立起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學術轉向，又因觀念、方法和規(guī)范等方面的制約而困難重重。本國史學的不夠發(fā)達和成熟，就使外國史研究無所依憑，其學術性難以健康地發(fā)育成長。因此，如果以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崛起為參照來展望中國的外國史學前景，必須要考慮到兩國史學在整體水平上的差別。
更嚴重的問題是，外國史和中國史呈彼此隔絕狀態(tài)，學科畛域分明，研究者畫地為牢，相互影響十分微弱。這種狀況對外國史研究的損害更加嚴重，因為本來有限的本土資源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對歐美的中國史研究來說，中國的外國史研究可以借助的本土資源固然不夠豐富，但若細心挖掘，仍能獲得裨益。問題在于外國史研究者對此長期未給予充分的重視。研究外國史的人通常忽視中國文史的修養(yǎng)，關于本國歷史的知識存在很大局限。未認真讀過《史記》、《資治通鑒》的外國史學者，應當大有人在；對中國其他文史典籍缺乏了解的人，自是更多。研究歐洲古代中世紀史的學者和專治中外關系史的學者，可能比較注重中國史學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和動向，而更多的研究人員基本上不關心中國史研究，與治中國史的學者之間缺乏交流。外國史和中國史形同“兩股道上跑的車”，沒有交叉滲透，缺少相互借鑒，自然不能彼此促進。這種弊端在研究生教育中即有表現(xiàn)，攻讀外國史的學生通常不修中國史的課程，不聽中國史的講座，不讀中國史的論著，從一開始就走上了狹窄的專家之路。流風所及，嚴重阻礙了中國的外國史學的成長。治外國史如果不立足本土，如果不從中國史學和整個思想學術中汲取養(yǎng)分，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確需要認真吸收歐美中國史學的經驗。
眾所周知，中國的社會科學仍處在引進外來資源以尋求發(fā)展的過程中，能為外國史研究所借助的本土理論幾乎闕如。傳統(tǒng)史學中的正統(tǒng)論、忠奸觀和倫理綱常，在中國史研究中都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遑論運用于外國史研究了。20世紀初以來，中國史學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寫作形式，無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學術的支配性影響。由于中國社會、文化和歷史道路各方面同歐美諸國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別，故在引人發(fā)源和成長于歐美“情境”中的理論、模式、概念和方法時，難免出現(xiàn)方枘圓鑿、牽強附會、乃至生搬硬套等各種情形，這使一些中國史學者感到很大的困惑，所留下的教訓尚須認真加以總結。具有極為深厚的中國文史功底的陳寅恪，游學歐美多年，飽受西方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其治國史，力圖中西合璧而春水無痕，寓西方學理于傳統(tǒng)形式之中，但他的探索顯得極為艱難(注：唐史專家張國剛教授對此有精到的見解。)。以陳之天賦、學養(yǎng)和見識尚且如此，何況他人?來自域外的理論不能盲目照搬，而本土理論又相對貧乏，史學創(chuàng)新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了。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時候，可以從眾多的經濟學理論中選取合用的理論和概念，獲得有益的啟迪；如果中國學者研究美國經濟史，又有多少可供吸取的本土經濟學理論呢?
本土資源嚴重匱乏，而外國史的教學和研究又必須進行，除了依賴域外資源，自然別無他途。在20世紀中期以前，中國的外國史學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引進“西洋史學”。大學教材直接采用外國的版本，而出版物則多為國外論著的翻譯或改編。這種情形在1949年以后又延續(xù)了近30年，只是翻譯和編譯的藍本不再來自“西洋”，而是蘇聯(lián)和西方左派學術圈。外國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材料和話語，均受到蘇聯(lián)史學和西方左派史學的影響。編譯或改寫蘇聯(lián)學者的論著，乃是這個時期常見的著述方式。據有的學者統(tǒng)計，在1840～1990年間出版的731種美國史中文書籍中，由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僅有189種，占25.86%，其余74.14%為翻譯作品；而且，其中字數(shù)在20萬以上的圖書僅有91種，占總數(shù)的12.45%[11](p.1104)。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國史的許多領域都出現(xiàn)了迅速進步的可喜勢頭，但就總體而論，吸收、綜合、甚至改編外國學者的有關論著以填補國內空白，仍是常見的治學之道�！皩庋芯砍晒M行中文宏觀話語處理”[10]，應當說尚有可取之處，等而下之者是未能全面了解已有的研究，將早已被駁倒的立論當作新的發(fā)明；或誤讀國外文獻，混淆已得到澄清的史實；更甚者是不惜采取“海盜”行徑，瞞天過海地剽竊國外學者的論著。
目前中國的外國史學尚未擺脫上述窘困。外國的材料、外國學者的解釋，再加上外國的理論、概念和方法，怎么可能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國史學成果呢?外國史的研究水平雖然在近年里有了明顯的提高，出現(xiàn)了一些富有學術創(chuàng)新意義的論著，但整體水平與中國史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學術的范圍內更無影響可言。在外國史學者中，與中國史大家齊名的人物比較少見。雷海宗的聲望，奠基于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和他在戰(zhàn)國策派中的地位；周一良的貢獻集中在魏晉南北朝史領域。其他一些頗受稱道的外國史名家，聲譽似乎僅限于域內。
三
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要發(fā)展，需要踏踏實實地學習和吸收歐美中國史研究取得成績的經驗。歐美的中國史研究經過數(shù)百年、若干代學者的努力方有其成，中國學者也必須平心靜氣，銖積寸累，日就月將，一點一滴地逐漸增進學術的積累。調整選題策略、不斷引進資料、充分利用網絡資源、減少
重復和杜絕抄襲剽竊，都是必要的措施，而且也已引起許多研究者的重視。改進和強化學術訓練，特別是語言和方法的訓練，改善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提高研究能力，這一點也有學者業(yè)已論及。相對而言，外國史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本土資源，還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正是由于本土資源不足，在研究中不得不片面地依賴外國資源，因而中國學者必須更加有著于發(fā)掘和利用本土資源，在修養(yǎng)和學識上形成一種對域外資源的過濾、消化能力，并借助本土文化底蘊、中國文史修養(yǎng)和深切的現(xiàn)實關懷，形成獨特的觀察角度和解釋框架，以期在某些領域和專題上取得突破。
外國史研究作為中國史學的一部分，其成長自然離不開中國史學的支持和影響。雖然研究領域有中外之別，但學科特性、史學觀念、治學精神、乃至基本方法，當有諸多共通之處。而且，本國史學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史學主流，是一國史學水平的體現(xiàn)，因而外國史研究必須和本國史研究同步發(fā)展。如果像以往那樣，外國史從學術訓練到專題研究都自成系統(tǒng)、自行其是，便會成為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所謂“中國特色”的期許，不免淪為妄談。美國大學里的中國史學者和其他領域的學者有著廣泛的交流，他們對于其他領域的學術活動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中國史的研究生通常選修其他領域的課程，其資格考試也涉及史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更有學者在受過良好的歐美史訓練后，方轉攻中國史，《轉變的中國》的作者王國斌便是一例，他在學術背景和知識結構方面的優(yōu)勢，在其著作得到了鮮明的體現(xiàn)。國內一些在外國史領域享有盛譽的學者，如雷海宗、齊思和、吳于廑、楊生茂、劉祚昌、羅榮渠等，無一不是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史修養(yǎng)，他們當中沒有人做出令對象國學界重視的成績，并非本人天賦和學養(yǎng)不足所致，而是中國整體學術滯后和社會政治制約的結果。
外國史研究必須同中國史學同步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自于外國史研究本身的特點。由于國內外國史各領域的學術積累普遍比較單薄，因而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大量、甚至完全依靠對象國的文獻，研究者做一個課題，從原始文獻到第二手著作都是外國的，在研究中難免受其影響，在范式、觀念、史實、解釋框架和具體觀點各個方面，都會受到潛移默化的熏染，其結果不免是隨人之后而亦步亦趨、人云亦云，甚至拾人牙慧而以為獨創(chuàng)，借他人之說以立一己之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學者必須具備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識，借助本國的史學資源，在內心形成一種鋪墊或過濾層，對從域外文獻中得到的信息進行潛在的過濾、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不自覺地跟人走，從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獨立的見解。另一方面，外國學者，特別是歐美諸國的學者，對于本國歷史資料的整理和利用已經十分完備，在具體的問題上要找出新的解釋空間，通常是十分困難的。臺灣史學名家嚴耕望曾說，運用新材料而取得成就并不困難，難得的是從常見史料中發(fā)現(xiàn)新的問題和提出新的解釋[12](p.23)。對于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者來說，后一點確為取得成績的必由之路。中國學者在占有材料和使用新材料方面，無法望對象國學者之項背；所能見到和運用的史料，多經他們所整理編輯和廣泛使用，如果要從這樣的史料中發(fā)現(xiàn)新問題，學術的眼界、理論的修養(yǎng)和學識的積累就成了關鍵因素。缺乏本土的理論資源，固然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學者從尋常史料中發(fā)掘新意的能力，但如能憑借中國文化底蘊所構筑的不同參照，通過由對中國現(xiàn)實的關切所產生的獨特視角，也未必不能舊題新作，發(fā)人之所未發(fā)。吳于廑關于15、16世紀以來世界歷史趨勢的一組論文[13](pp.91～227)，在這一點上做了有益的嘗試，其經驗值得借鑒。
強調本土文化在外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能會導致一個新的疑問：學術研究應當遵循學術規(guī)范，注重“價值中立”，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是否會造成文化和民族的偏見影響乃至支配歷史解釋的局面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本土文化資源只能作為尋找觀察角度的參照和形成解釋框架的鋪墊，而不能作為評論外國歷史問題的標準。這是談論本土資源的重要性的前提和限度。另一方面，歷史研究，無論本國史還是外國史，都始終是在價值中立和主觀介入的“張力”中不斷翻新和發(fā)展的。這種局面也反映了史學的人文性和科學性之間的微妙關系。在美國史學界，史學的“客觀性”問題幾乎成為一個“世紀的爭論”，越來越多的史學家放棄了對這個問題的理論關注，不以對“客觀性”的追求為治學的鵠的，更加注重課題和解釋的新意。實際上，歷史的重建有賴于解釋，而解釋框架的形成又與解釋者的學識、修養(yǎng)、立場、經歷和氣質直接相關，同時還受到時代、環(huán)境和學術條件的多重影響，因而難以實現(xiàn)真正的“價值中立”。正是由于歷史解釋的不確定性和多樣性，才賦予歷史學家較大的自由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本土的文化底蘊和學術資源，可以對外國史解釋的建構發(fā)生積極的作用，從而有利于知識和思想的增益。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歷史知識可以成為外國史選題和研究的重要參照。雖然比較史學的可信度經常受到質疑，學界毀譽不一，但比較卻是史學研究中不可缺少、實際上也無處不在的方法。楊生茂教授在談到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時寫道：“歷史不能重演，要正確認識歷史，就須比較。外交政策史同樣需要比較，縱向力求在一國歷史發(fā)展各階段間對比，橫向力求國與國間對比�！瓕鴥纫蛩睾蛧H因素都須用比較法�！盵14]研究外交史離不開比較法，其他領域也不例外。除顯性的比較外，更多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學養(yǎng)和現(xiàn)實關懷而形成的隱性比較。研究任何外國歷史問題，只要與本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有一定的關聯(lián)或相類，研究者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選擇角度、發(fā)明意義和提出觀點時，以自己對于本國類似問題的關切和理解作為潛在或明顯的參照，而這種參照對歷史解釋的參與，自然就形成了比較。人們經常批評歐美的中國學者從其本土觀念出發(fā)看待中國問題，帶有“東方主義”的偏向，殊不知這正是其潛在關切與比較意識的必然表現(xiàn)。法國學者托克維爾考察美國的民主，在立論時總是以他對法國歷史和現(xiàn)實的理解作為參照，因而能夠看出美國學者所不能發(fā)現(xiàn)的問題。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研究明清思想史，其內在的參照乃是歐洲和日本的政治思想。一位研究美國黑人選舉權的中國學者，在其英文著作的前言中明確寫道，鑒于他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好就美國民主的優(yōu)劣發(fā)表抽象空泛之論，他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個實例，以說明美國民主如何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演變和轉化[15](p.xiii)。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研究美國西部史的學者，心里大多裝著中國的西部開發(fā)問題，這種關切對其立論傾向有著明顯的影響。如果能夠掌握火候，以本國歷史和現(xiàn)實作為內在參照，不失為建立外國史研究的本土特色的一條有效途徑。如何掌握火候的關鍵不止一端。首先要準確把握本土文化的精髓，具備豐富的本國歷史知識，緊密跟蹤中國史學者對于相關問題的研究；同時要借助“價值中立”的堤防，以免本土關切肆意泛濫；另外還要極力追尋所研究問題的本來意義，將有關的人和事置于具體的歷史情景中看待，避免變“比較”為“比附”、化“參照”為“標準”。因此，外國史研究者必須加深中國文史修養(yǎng)，關心中國史研究的動向，認真檢閱中國史學中關于同類問題的研究文獻。例如，探討美國民主的起源和演變，如果了解清末民初以來中國關于民主的觀念和實踐，并以當今中國的民主建設為潛在參照，就能在選題和提煉觀點時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國史學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外國史研究
者借鑒的地方。例如，歷史考證方法在外國史研究中并非完全沒有用處。從考辨史料真?zhèn)魏涂坚屖穼嵉确矫鎭碚f，考證的用武之地的確不大，因為就資料的占有量和對象國學者已做的工作而言，留給中國研究者的考證余地幾乎沒有；但是，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者在史料的理解、史實的陳述、意義的表述、乃至名詞的使用等環(huán)節(jié)上，乖謬混亂之處甚多，大有考辨的必要。在美國史領域，這種情況就十分嚴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史實、標志性日期和歷史名詞的理解和翻譯上，也存在明顯的問題。有學者就《五月花號公約》的簽訂[16]、“Boston Tea Party”的含義及翻譯[17][18]、《獨立宣言》的相關史實[19]和美國的誕生日期[20]等問題，進行了必要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訛誤。他們所用的方法和傳統(tǒng)的考證法固然不盡一致，但其中處處帶有這種方法的印跡。另外，20世紀50、6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所強調的“語境”理論，以及由此派生的深入歷史時空結構的分析法(注：如美國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在其《托馬斯·哈欽森的磨難》一書的前言中指出，他在研究歷史事件和人物時，所注重的不是對后來的影響，而是當時的情境；不是對現(xiàn)在的用途，而是在當時的意義。見伯納德·貝林：《托馬斯·哈欽森的磨難》(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Hutchinson)，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vii頁。關于貝林的“深入歷史時空結構的分析法”，參見李劍鳴：《伯納德·貝林的史學初論》，載《史學理論研究》，1999年第1期。)和“心通意會”[21](p.118)的境界，在陳寅恪的言論中就有明確的表述，他所謂“了解之同情”，就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系、歷史解釋的立場和方法等重要問題[22](p.180)。只是國內的一些研究者對此沒有加以留意。不少人習慣于超越具體的歷史時空而作空泛虛懸之論，誤會古人、濫解史料和隨意引申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較之陳寅恪半個多世紀以前的見識，這不啻是方法論和治史境界的退化。
外國史的寫作更不能脫離中國文史的修養(yǎng)。中國傳統(tǒng)學術有考據、義理和辭章之分，具體到史學，實際上就是史料、解釋和寫作三個環(huán)節(jié)，也就是嚴耕望所謂考史、論史和撰史。在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者中，出生于20世紀早期的那些學者，大多具備良好的古文基礎和文史修養(yǎng)，其歷史寫作頗有特色，如吳于廑的典雅莊重，楊生茂的古雅考究，劉祚昌的文氣酣暢，都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但從普遍情況來說，外國史的寫作存在極大的欠缺，尤其是年輕一代學人，或行文歐化，或文詞貧乏，往往令人難以卒讀，有的連達意也做不到。面向中國的外國史著述，如果沒有出色的中文表述，顯然是一種致命的不足。外國史學者所閱讀的大多是域外書籍或翻譯作品，在行文方式乃至思考習慣方面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以漢語書面語和口語明顯脫節(jié)，要嫻熟駕馭確有很大的難度；故專治外國史的人尤應用心于歷史寫作，“過文字關”應當是外國史學術訓練的一個重要內容。向中國古代和現(xiàn)代的優(yōu)秀文章學習，吸收中國歷史寫作的長處，通過熟讀諸家之作而積累詞匯、豐富句式和錘煉表達，進而增強對文理、文氣的感悟與把握，應當成為外國史研究者的修身功課。
總之，中國學者要切實了解歐美中國史學發(fā)展的路徑和經驗，恰當?shù)貫橥鈬费芯慷ㄎ缓投ㄏ�，采取切實有效的策略來發(fā)掘和利用本土資源，以期逐漸取得進展，不斷提高研究水平。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學者在外國史研究的某些領域和課題，是可能在國際史學界占有自己的位置的。
收稿日期：200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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