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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近代商人之研究
商人，是近代中國命運起伏頗大的一個社會階層。晚清的重商主義浪潮曾讓一直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大為提升，至民國初期儼然為民眾領袖。1927年后，政黨權力日漸增強．商人勢力步步退落。1949年后，意識形態(tài)濃霧曾過度彌漫，私營工商業(yè)被取締竟有二十年之久．商人作為一個重要社會階層實際上已不復存在。直到1970年代末，商人才又重現於大陸社會，其發(fā)展速度讓人瞠目結舌，后來甚至有「全民經商」之狂瀾掀起。眼下，隨著大陸政經格局的轉化，商人正在社會各個層面發(fā)解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有此特別背景，近代商人研究自 1980年代后在大陸漸漸趨熱，雖然各研究者之視角未必相同，但重新審視商人於近代歷史變遷中之理念及行為，并力圖給予公正評價，此點則是一致。以下筆者試就最近十年之研究狀況作一簡要概述。
一、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與方法
「商人」一詞，在近代漢語中含義甚廣，幾乎包播了各種與民生相關行業(yè)的經營者。[1]但大陸學者在對其進行具體研究時，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隨著考察時代的更替有所變化。如於明清時期便徑直用「商人」稱呼研究主體，清末民初后則多根據階級分析法，將工商業(yè)者歸入不同類型的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亦有稱買辦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等。此種分析明顯帶有先入為主的政治判斷，對歷史人物的客觀評價頗為不利。近十多年來，這類狀況有了改觀，一些論者開始使用具有限定意義的替換概念來指代商人階層，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種常見於大陸書刊者，且試作介紹：
1．紳商。此概念多見於晚清商人之稱呼。如馬敏即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形成了一個與半殖民地半封建過渡社會形態(tài)相適應的紳商階層」，其標志是「 1905年左右各地商會的普遍設立」。[2] 其「社會階級屬性」則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早期形態(tài)」�！3]徐鼎新把紳商階層視為「新的社會生產關系的代表」、「最早出現於我國的民族資本人格化的具體體現者， [4]同時其身上還帶有「崇尚名弟、聯(lián)結鄉(xiāng)誼、信義經商、因果報應 J等傳統(tǒng)價值觀念。他認為上�？偵虝浴�1920年會長改選為界，其前為「紳商領導體制」時代，其后則為「企業(yè)家時代的開始」。 [5]朱英則指出：「紳商」實際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興資產階級。[6]至於紳商的形成，則多認為或「由紳而商」，或「由商而紳」，后者被稱為「逆向社會流動」．具有消極意義�！7]賀躍夫則不同意將紳商視作新興的社會階層或資產階級．他認為紳商階層包含不同性質的份子，其社會屬性不可等量齊觀。 [8]章開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難把清末所謂「紳商」群體截然界定於某一單純的階級或階層概念之中。[9]
2．早期資產階級。馬敏和朱英均曾以這一概念為標題著成專書。[10]馬敏主要以「早期資產階級」指19世紀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處於「形成或轉化過程中的資產階級」，尤其是構成其主體之「工商資產階級」。其特點為：原始統(tǒng)一性、特殊軟弱性、嚴重的不純粹性�！11] 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該概念之使用作具體說明，但他認為「1904年以后各地商會的相繼建立，當可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初步形成的一個重要界標」，而1912年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之成立則「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完整形態(tài)的最后形成」�！12]很明顯，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時，所指并非完全同一。
3．資本家階級。近十年來這個詞在大陸史學界頗為流行。其內涵，按丁日初的解釋，即「同在華外國資本家集團相封而言的民族資產階級」[13]，他判斷上海的資本家階級產全於19世紀下半葉對外貿易發(fā)達之時�！14]張亦工、徐思彥則認為「嚴格意義上的資本家階級，指有經濟地位的資產者群體，包括金融家、實業(yè)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屬於資產階級范疇的知識階層」�！15]馬敏在1993年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亦采用該概念指構成「資產階級主體」的工商資產階級，并以「早期資本家階級」一詞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資產階級」�！16]
與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陸學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趨多元化。雖然傳統(tǒng)的階級分析理論仍廣為使用，但最近十年來，不少學者為解決問題於研究中引進了多種社會科學理論，其中較為重要的有：
1．現代化理論。虞和平綜合西方各派現代化理論，提出「所謂現代化就是人類社會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由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現代工業(yè)社會轉變的過程」。他認為中國自1840年至1949年為早期現代化過程，其核心涵義是資本主義工業(yè)化與民主化、民族化。據此，他探討了近代商會於此進程中的自身現代化及在本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地位，并得出「近代商會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個失敗承擔者」的結論。[17]
2．政治文化理論。張亦工、徐思彥曾采用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在《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一書中關於「政治文化」的定義及理論架構，對中國 20世紀初期中國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理念及行為作過一定分析。他們認為資本家階級對政治的認識和介入，往往是以自身經濟利益關系為基點，這「一方面保證了資產者從事政治的韌性」，一方面「又使資本家階級缺乏政治眼光」。[18]
3．結構功能理論。如桑兵運用此面社會學理論從城鎮(zhèn)社會結構和功能變化的角度分析了清末商民罷市爆發(fā)頻繁這一歷史現象。[19]虞和平、朱英等人在晚清商會研究中充分運用了這一方法，他們通過對近代商會組織結構及功能的解剖，就資產階級形成過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
4．社會心理學理論。馬敏曾利用社會心理學結構理論系統(tǒng)論述了早期工商資本家的心理特征。[21]莫世祥、溫小鴻等人亦以此角度分析了粵港商人在民初 20年中與以孫中山等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之間關系的嬗變。如溫小鴻即認為廣東商人「對新的強力中心的企盼」是導致其於不同時期心理變化的主因。[22]ma.?BT!$t5=7%GSINd+R(YuWep|_UsM+P教 育 學論文dt@o~@LNA?65a[ b/#tS:(
5．市民社會理論。近年來，北美學界圍繞「公共領域」（PUBLIC SP[]ERE）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兩個概念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的適用性發(fā)生的辯論引起大陸學者的關注。其中有不少人對此持肯定態(tài)度。如王笛即認為清前期的長江上游地區(qū)曾出現社會重建過程，并已初步產生了公共領域。[23]而朱英則認定中國在20世紀初期便開始萌生出市民社會的雛形，主要體現在眾多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民間社團的誕生、民間公共輿論的形成以及市民階層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24]馬敏亦持相似觀點，他并且強調20世紀初年「剛剛顯露出來的雛形」主要出現在若干商業(yè)發(fā)達的城市之中（尤其是那些作為通商口岸的較大都市）�！25]論文中國大陸近代商人之研究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可以看出，十年來，大陸史學界關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正趨向多姿，概念的轉換、各種方法的嘗試，都在使這一領域的研究氛圍活躍起來。
二、幾個主要研究層面及其成果
據筆者統(tǒng)計．最近十年中，大陸學者出版有關中國近代商人研究之專書 16部，發(fā)表相關論文 170余篇，涉及到此一研究領域的各個層面。以下試擇其要者略作介紹：
1．商人群體。此為學者們討論得最多的一個問題。近代商人群體的發(fā)展大致經歷了一條由商幫到行會再到商會，最后被黨化權威整合的曲折道路。其中商會是論述的焦點，分別有四部專書問世：徐鼎新、錢小明著《上�？偵虝贰�；馬敏、朱英著《傅統(tǒng)和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虞和平著《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朱英著《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徐、錢二位之合著以時間為序，對上海商會之發(fā)韌及組織演變、其於清末民初的經濟活動、與本世紀初 30年中國政治變遷之關系等均有較詳敘述；馬、朱之合著則以蘇州商會檔案為主要資料來源，從社會史角度探討了蘇州商會之創(chuàng)設、組織系統(tǒng)、社會職能及性質、與清末反帝愛國運動、與捐稅斗爭、與辛亥革命等七個方面的問題；虞著為通論性的商會研究專著，他把商會置於中國早期現代的框架中進行考察，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論點；朱英新著則以市民社會理論為研究工具，以商會為研究主體，闡釋了近代中國轉型時期社會自身的發(fā)展變化以及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系。除了上述專書外，討論商會的論文還有多篇，如胡光明對清末及北洋時期天津商會之研究、屠雪華對蘇州商務總會性質的分析、梁洪生對江西吳城鎮(zhèn)商會歷史的發(fā)掘等均頗見功力。[26]
商幫研究主要集中於徽幫、晉幫及寧波幫。專書主要有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之《中國十大商幫》（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10月）及張海鵬與王廷元合編之《徽商研究》（合肥：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5年 4月）、張正明著《晉商興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前二種均為集體合作之成果，張著則比較全面地介紹了自明初至清末 500余年的發(fā)展史。寧波幫迄今尚無通論性專著問世，但有關論文為數不少， [27]雖不及徽幫、晉幫。其他如蘇州洞庭幫、江右商（江西幫）等亦曾有論文發(fā)表�！28]李華則以「清代地方商人」為主題，撰寫了若干篇論文，對湖南、湖北、廠西等省簡人有所采討。[29]
大陸學者對近代行會之研究相對較為薄弱，僅見數篇論文。 [30]作者主要從行會的近代化、商會與行會之聯(lián)系及區(qū)別兩個角度來加以論述。至於被黨化權威整合過程中的商人群體，主要有張亦工一篇＜商民協(xié)會初探＞。（載《歷史研究》1992年，期3）。他考察了商民協(xié)會在中國國民黨導下成立最終又被其解散的短暫經過，認為「商民協(xié)會主要是國民黨試控制資本家階級的一個臨時性“黨化”工具，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商民”的利益集團。
另外，朱英在其專書《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5月）中介紹了各類新式商人社團，他認這些新式社團既具有民主性和開放性，亦殘存著某些封建性的落后因素。
2．商人與政治。大陸學者最初是從中國資產階級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研究商人的，因此帶有很濃的政治色彩。尤其對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來進行。但最近十年來，關於這個題目的討論有了少新的進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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