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評價“儒商”及其“誠信”

[摘　要]　“儒商”實指有文化教養(yǎng)的學者化的商人，而非指單靠儒家倫理經(jīng)營的商人。它是明代中期以來，市鎮(zhèn)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消費主義思潮興起，士大夫迫于生存的產(chǎn)物�！叭迳獭钡摹罢\信”商業(yè)倫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具有相當?shù)臍v史進步性；但它也存在過重主觀承諾、忽視契約法制的致命弱點。對“儒商”及其“誠信”的研究，應避免道德理想主義和道德決定論傾向。

[關鍵詞]　儒商；誠信；契約；道德決定論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關于“儒商”及其“誠信”的會議和研究不絕如縷。其中，不乏拯救當前信用危機，以中國特色商業(yè)倫理對抗西方文化霸權等意圖。但如從科學求真學術理性角度看，許多問題似乎均有待深入討論，認真反省。現(xiàn)在的問題已不是要不要繼承發(fā)揚“儒商”傳統(tǒng)的問題，而是應如何科學評價和正確繼承的問題。本文僅據(jù)手頭資料，就如下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關于“儒商”含義

弄清“儒商”含義，是正確繼承的前提。但既然“儒商”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就只能尊重歷史，從歸納、梳理史料中探尋其本來意義，而不可主觀隨意地亂下定義。

一提到“儒”字，人們總是習慣于想到孔孟儒家。但從語源角度看，“儒商”之“儒”，自古即有多義。除“孔子之道”外，尚有“學士”、“學者”、“有道術者”、“通習《詩》、《書》者”等多種含義。當然，“儒商”之“儒”究為何義，還要作歷史考索。

眾所周知，儒商多宗白圭、陶朱公之學�！妒酚洝へ浿沉袀鳌芬�白圭之語云：“吾治生產(chǎn)，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弊阋娖渌�重者乃兵、法家之學，而非儒學。其中雖提到儒學“智”、“仁”等語，卻也作了兵法家的解讀。儒商恰是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浙江瑞安儒商卓禺，就是以白圭“智”、“仁”、“勇”、　“強”之術經(jīng)營；同時，“公之為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詣”（　吳偉業(yè)《卓海幢墓表》）�？梢娖浣甜B(yǎng)十分全面，而決非僅限儒學一途。陸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積著之理”（《陸文定公集》卷七）。而傳統(tǒng)儒學，卻根本不關心什么“積著之理”。此之“儒意”，與其說是“儒學之意”，還不如說是“文化、學術之意”。其中雖包含傳統(tǒng)儒道之價值理性，但更突出了“權變”等工具理性，也即如余英時所說“以最理性的方法達到致富的目的”⑴。

大量資料證明，“儒商”的基本要求是具備廣博的知識，而非專注儒家心性修養(yǎng)。如儒商黃崇德，就“博覽多通”、“講求周悉”⑵。近代儒商更加突出。他們渴求“輿圖之學，生物之學，制造之學，預算決算之學”，鄙棄“不學無術之徒”⑶。蘇州商務總會章程，也明確要求會員“通文義、算術、歷史、地輿、制造”，“且能知各國之情勢”，提倡“工商界與學者聯(lián)合”⑷。

由上可知，所謂“儒商”，乃實指“學者化的商人”、“有文化教養(yǎng)的商人”。當然，“儒商”之稱，只是后人所命名，并無嚴格的界限，有些并非儒士出身卻能以“儒意”經(jīng)商的人，也不妨以“儒商”稱之。

將“儒”與“商”聯(lián)在一起，實乃對傳統(tǒng)的重大突破。盡管儒家也不絕對排斥物質(zhì)功利，但畢竟有所輕視，“重義輕利”是其主導傾向。而“儒商”，卻恰恰將物利置于重要地位。如果說，原始儒家是以儒術“志于道”，漢儒是“以儒術飾吏事”，那么，“儒商”則是“以儒術飾賈事”（《潭渡黃氏族譜》卷九《望云翁傳》）。在儒商眼里是：“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只是到“身饗其利”之后，才讓子孫“馳賈而張儒”（汪道昆《海陽處士金鐘翕配戴氏合葬墓志銘》）。雍正二年，山西巡撫劉于義奏折云：“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薄爸乩�”恰是“儒商”有別于傳統(tǒng)“儒士”的鮮明特色。即此而論，“儒商”的出現(xiàn)，又具有標志思想解放的思想史意義。明清儒商”對“利”的強調(diào)，與文藝家對“情”的張揚，同屬一個珠聯(lián)璧合的解放思潮。棄儒從商時風，也折映出士子由經(jīng)濟獨立走向人格獨立的努力。清初唐甄在《養(yǎng)重》一文中表示：“我之以賈為生者，人以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保ā稘摃�》上篇下）錢大昕也謂：“與其不治生產(chǎn)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卻非禮之饋。”（《十架齋養(yǎng)心錄》卷十八）明正德嘉靖以來，“古風漸渺”（《博平縣志》）、“貴賤皆越”（《名山藏·貨殖記》）的社會風氣，以及李贄一類叛逆傾向，實與這種經(jīng)濟獨立意識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由孟子的“何必曰利”，到慶歷新政人士李覯的“人非利不生”，再到儒商的“利同則義洽”（張德桂《創(chuàng)仙城會館碑記》），顯示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演變的艱難歷程。

二、關于“儒商”誕生的社會條件

“儒商”產(chǎn)生的直接條件，自然是大量儒士棄儒從商。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一掃往日的清高，紛紛界入商貿(mào)，出現(xiàn)了“士而商”、“商而士”的全新社會現(xiàn)象。所謂“雖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賈游于四方”（《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士子“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yè)，科第反在次著”（《二刻拍案驚奇》卷37），“滿路尊商賈，窮愁獨縉紳”（《溉堂后集》卷四），就均反映了這一驟變之風。雍正二年，山西巡撫劉于義奏折，驚嘆“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士風卑靡”；雍正硃批，也稱“山右大約以商賈居首”、“最下者方令讀書”為“殊可笑”（《雍正硃批諭旨》第四七冊）。晉人劉大魁云“近來吾鄉(xiāng)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ā锻讼臊S日記》），也為此提供了佐證。

然而，這一變化，卻決非儒士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其多樣復雜的社會原因。這里茲簡略提示如下：

明清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市鎮(zhèn)經(jīng)濟的繁榮，為士人從商提供了社會平臺。盡管如人們所反復提示，專制皇權壓抑了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商業(yè)資本往往與地產(chǎn)結合；但生產(chǎn)力畢竟是最活躍的因素，經(jīng)濟發(fā)展自有其本身規(guī)律。自明代中期以來，隨著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技術的發(fā)展，佃農(nóng)、工匠人身自由度的相對增強，這兩大生產(chǎn)的商品化程度有了較大提高。如童書業(yè)先生就指出，明代“手工業(yè)的工資勞動，確實比宋代發(fā)展了一步”，“鄉(xiāng)間家庭手工業(yè)作坊的興起，最足以說明生產(chǎn)力進步后商品經(jīng)濟的抬頭”⑸。陳學文則認為，以萬歷、乾隆朝為兩個高峰，封建社會后期，“糧食的商品化”，手工業(yè)生產(chǎn)和“社會商品流通量”都在增強；“商業(yè)資本與產(chǎn)業(yè)資本的結合”成為“新趨勢”；隨著市鎮(zhèn)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全國形成了多層次的大小市場網(wǎng)絡”⑹。這都為士人從商提供了廣闊舞臺。 _.l1`}}ll;9x&2P+Q4'0H`gWNL:Q]企業(yè)管理論文gA=^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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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言利”、“安貧樂道”的儒學傳統(tǒng)，長期束縛著士子的經(jīng)貿(mào)經(jīng)濟行為。而日益增強的市民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思潮，和左派王學、儒學異端的自然主義傾向，卻為士人掙脫束縛、棄儒從商提供了道義支撐。它們“都以對當時尊奉的歷史傳統(tǒng)與社會秩序的抨擊和瓦解為目標”，“把俗人與圣人、日常生活與理想境界、世俗情欲與心靈本體彼此打通”，“肯定人的存在價值和生活意義”⑺。針對傳統(tǒng)儒道的過于抽象化，泰州學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三《年譜》）；孔學異端李贄聲言“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焚書》卷一《答鄧石陽書》）。當時人們已認識到消費與生產(chǎn)的密切關系，提出“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上），“不知所以市利者，正起于奢”（陸楫《兼葭堂雜著摘抄》）一類命題。這些思想與“麗裙豐膳，日以逑求”（嘉靖《江陰縣志》卷四）、“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博平縣志》）的消費享樂主義思潮遙相呼應，構成對士大夫的強力誘惑。論文科學評價“儒商”及其“誠信”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生存艱難的巨大壓力，則是棄儒從商的直接動力。古代中國，士人一般只能從“學而優(yōu)則仕”中獲取生存資源。宋代文官體制，為此提供了最佳環(huán)境。當時進士取士名額竟高達四五百人。即使一般士大夫，生活也有基本保證，所謂“月俸雖無余，晨炊且相繼。薪芻未缺供，酒肴亦能備”（王禹偁《時雪》）。但明清科舉取士員額卻大幅度減少。明代殿試三甲進士不過幾十人；清代府、州、縣試也不過各取三十名左右。于是，士人生存形勢變得嚴峻起來，不好再象宋儒那樣高喊“安貧樂道”了。趙園也指出，“士的貧困化，是明清之際有普遍性的事實”⑻。加之元、清兩朝由外族人掌國，致使許多漢族士人拒絕入仕，就更加劇了生存形勢的嚴峻。所以，沈垚《與許海樵》慨嘆：“先辦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宋有祠祿可食，則有此過高之言。元無祠祿可食，則許魯生有治生為急之訓”，“蓋宋時不言治生，元時不可不言治生也”。這正是元明清士人發(fā)“治生尤切于讀書”（《陳確集》158）之論的一個背景。而“行商坐賈，治生之道最重也”（馬應京《月令廣義·歲令·授時·商賈》），“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四冊）。士人自然是“心計之民”，選擇從商當在理中。

由上可知，“儒商”的產(chǎn)生，實乃社會環(huán)境推動、逼迫的結果。但不管怎么說，士人依據(jù)各自性分和條件，從政、從教、從商的職業(yè)分流和社會分工，畢竟標志了社會的進步。

三、關于對儒商“誠信”的評價

任何經(jīng)濟行為，都不能沒有相應的經(jīng)濟倫理作支撐�！叭迳獭比后w，似也有一套相對穩(wěn)定的經(jīng)濟倫理，諸如“據(jù)義求利”、“誠信待客”、“以德服人”、“知人善任”、“和親一致”等等。近年人們談得較多、評價甚高、欺望極大的，無疑還是“儒商”的“誠信”倫理。但究竟如何正確認識它，恐怕還是個大問題。

對于中國古代“誠信”和儒商“誠信”狀況，中外人士有不同的估價。當然都是一種直觀經(jīng)驗歸納，缺乏科學理據(jù)。從現(xiàn)有資料看，欺詐也確實存在；否則，就不會有《杜騙新書》⑼出現(xiàn)。但“誠信”確為近世儒商重要倫理。海寧商人沈方憲，“貿(mào)易硤石市，皆服其不欺”（張履祥《言行見聞錄》）。吳南坡表示：“人寧貿(mào)詐，吾寧貿(mào)信，終不以五尺童子飾價為欺”（何峰《徽商與誠信》引）。馳騁商界幾百年的晉商和徽商，也都具此特征�；丈檀蠖挤钚小按�人接物，誠實不欺”（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信條。梁啟超則盛贊晉商“獨守信用”、“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⑽。1888年，上海英國匯豐銀行一位經(jīng)理記錄稱：“二十五年來，匯豐與山西商人作了大量的交易，數(shù)目達幾億兩，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雹�

“誠信”商業(yè)倫理，由于能降低交易成本，既促成了儒商的事業(yè)成功，也促進了社會整體經(jīng)濟發(fā)展，因而對其歷史進步性應給予充分肯定。但不能把它看作單純的道德選擇，不可夸大它在儒商成功中的作用，也不應忽視其歷史局限性。否則，我們就可能盲目地而非科學地繼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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