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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是在一個極其艱難的發(fā)展背景下發(fā)展起來的。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五十年代曾有熱烈討論,近年來又深入一步,論著甚豐。作者因參加《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一書的工作,晚近才開始研究這個問題,自屬初學,所見甚短。謹將學習中的一些個人看法,求教于前輩和專家。
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
生于萌芽狀態(tài)的東西,本來不易辨識,也不容苛求。不過,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不僅要從微觀上研究,還要從宏觀上考察,才能定性。這里,我想提兩點意見。
第一,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系,而不是一廠一店,因而不能用舉例子的方法來論證。它指的是一種社會關系,而不是個別人之間的關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這種生產關系,是在封建社會晚期,在社會經濟發(fā)展到一定條件時產生的。在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會史中許多事物一樣,它會有一些偶發(fā)的、先現的現象,但不能因此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
這就是說,在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時,必須把考察的對象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看這個地方、這個行業(yè)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同時,考察的對象必須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證。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會性是存在于個別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具有多發(fā)性,是可以重復觀察到的。
唐代何明遠的絲織廠,仙君冊的茶園,即使《太平廣記》是可信的話,也只是一種偶發(fā)的、先現的現象。因為那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新的生產關系出現。宋代經濟有很大發(fā)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yè)、基本手工業(yè)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于世界先進水平。我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系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系、徭役賦稅和工商業(yè)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松弛,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
第二,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因而,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應具有延續(xù)性和導向性。
這就是說,我們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是要探討它的歷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氣去研究了。任何經濟現象,都是一個過程,不會突然發(fā)生,也不會驀地消滅,必有它的繼承性和發(fā)展階段性。如果我們瞻前顧后,不滿足于就事論事,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史,只能從明代后期,或者說從十六世紀寫起。這以前,確也有些個別事例,如徐州利國監(jiān)的冶鐵,徐一夔《織工對》中的絲織工場,但都后不見來者,不能成為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起點。我們所考察的后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都延續(xù)到清代鴉片戰(zhàn)爭前,并有發(fā)展,看出明顯的階段性。清代前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也要在鴉片戰(zhàn)爭后有個交代,看出它們的歷史作用;這一點,后面將論及生產力。
生產力
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話回答。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農業(yè)生產力!耙磺惺S鄡r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fā)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
我國農業(yè),從生產技術來說,大約宋代達于高峰。江南(這個近代中國最富庶地區(qū))水田的開發(fā),引起綠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鍛鑄鐵之應用于農具,早熟稻的引進以及農藝學的進步,使傳統農業(yè)達于成熟。
明清兩代,我國人口和糧食產量都增加約五倍。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擴大耕地面積所致,屬于量的變化。農具和耕作技術,基本上還是宋代水平。不過,先進地區(qū)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區(qū)傳播,稻麥間作和雙季稻的種植,以及玉米、番薯的引進和經濟作物的顯著發(fā)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這些也都有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總之,這期間農業(yè)生產力的發(fā)展主要是適應人口增加而來的量的擴大,甚少質的變化。因而還不足以突破耕織結合的、小農經營的封建經濟結構,也不足以使農業(yè)經營利潤從封建地租中解放出來。這大約是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遲緩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清兩代,盡管在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上的封建束縛有了松弛,農業(yè)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卻極稀微。據我們看,主要是在某些經濟作物中、在新墾區(qū)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雇工經營。力農致富的人家曾不斷涌出,但他們也不斷地轉化為新的地主和舊式富農。這種舊式富農以至佃富農,我看恐怕還不能算是資本主義,或者只是小業(yè)主經濟。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于工業(yè),只是到后來才使農業(yè)從屬于自己!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冊,第443頁)手工業(yè)和農業(yè)不同,須分行業(yè)來逐一考察它們的生產力狀況。晚近發(fā)展經濟學認為,影響一國經濟發(fā)展最大的,往往不是總的生產水平,而是當時起主導作用的工業(yè)部門,如十八世紀末的紡織業(yè),十九世紀末的鋼鐵業(yè),后來的汽車、電子工業(yè)等。
我們考察明清以來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十幾個手工行業(yè),它們的生產技術,大部分是在宋代水平上有所改進。這種改進,很多也只是在量的方面,如冶爐加大容積,榨車加大滾軸,坑道加深進尺等,但主要不是依靠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往往還能減輕人力。它們的改進,又很少是在生產工具方面,而多半是在工藝學和專業(yè)化分工方面。大約只有四川的井鹽業(yè)在工具和設備上有比較顯著的革新,這一業(yè)的資本主義也最為完備。
不過,對手工業(yè)來說,工藝方面的改進是很重要的。例如絲織業(yè),明清所用織機,大約仍不外宋末薛景石的《梓人遺制》。但是,織機專用化了,織造工藝進步了,原料范圍也擴大了;品種多樣化,有的趨向堅實耐用,有的增強藝術效果,有的適于特殊用途,這都能增大產品的市場價值,推動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在其他行業(yè)中,或則擴大專業(yè)分工,或則縮短工藝流程,也都有一定經濟效果。生產力畢竟是最活潑的因素。
然而,總的說來,明后期,尤其是入清以來,我國工業(yè)的生產技術已是日益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了。乾隆中葉,西歐已開始使用蒸汽動力。我國礦產資源的利用,受到人工排水的限制;而水力動力的使用,似乎還不如往昔。尤其是當時具有主導作用的一個工業(yè)部門,即棉紡織業(yè),落后愈甚。當西方出現16錠紡車時,我們還是單錠。它一直停留在農家副業(yè)上,成為建立新生產關系的絆腳石。整個明清時代,棉紡織業(yè)中未發(fā)現資本主義萌芽。這一點,不可低估。論文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來自:
商品經濟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fā)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
但是,不能從商品流通直接引伸出資本主義萌芽。商品流通不決定生產方式。這要看:第一,它是否能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大市場;第二,它是否能積累大量的貨幣資本。最后還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改變自然經濟結構。在這些條件下,小商品生產才能向資本主義生產過渡。
我國由于較早地廢除領主制割據,貿易一向比較發(fā)達。但是,對史不絕書的商賈盛況,須按不同性質的市場區(qū)別不同性質的流通。
第一,地方小市場,如墟集貿易。作為小生產者品種調劑的場所,它原是自然經濟的內容之一。只是在資本主義性的商業(yè)興起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市場的作用。
第二,城市市場。和西方中世紀城市不同,我國的城市原來都是封建政權的各級統治中心,消費人口大量集中,所以零售商業(yè)以及飲食、服務等業(yè)一向比較發(fā)達。但是,這種商業(yè)(在近代消費社會興起以前)并不是執(zhí)行流通任務的職能商業(yè)資本,而是一種“不執(zhí)行職能或半執(zhí)行職能”的商業(yè)。象《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繁榮景象,只不過反映封建經濟的高度發(fā)達而已。其后,沿交通要道工商業(yè)城市的興起,才真正反映商品流通的擴大。這主要是在明清兩代。而縣以下的工商業(yè)鎮(zhèn)市的興起,尤具重要意義。
第三,區(qū)域市場,如通常“嶺南”“淮北”這些要領以及一般省區(qū)范圍內的市場。它們是由同一自然條件和共同生活習慣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產的地域分工,而可視為自然經濟的延伸。原來所謂自然經濟,并不是一家一戶的自給自足(那從來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氏族、村社、封建領地這種“單一的經濟單位”,因為絕大部分經濟條件可以“直接從本經濟單們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不過,就一個省區(qū)范圍來說,究竟它已為商品交換所補充了,尤其是區(qū)域內城鄉(xiāng)之間的交換,反映一定的社會分工。但反過來,區(qū)域內自給自足的發(fā)展,有時也可招致封建性割據,而不利于商品流通。
第四,突破區(qū)域界限的大市場,亦可稱為全國性市場,相當于西歐的民族市場。這種市場的流通,也就是長距離販運貿易,包括海外貿易。這種貿易才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最重要的前提。不過,我國從來不是個海上國家,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fā)展,基本上依靠國內市場。
我國很早就有了比較發(fā)達的長距離販運貿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香料寶貨等奢侈品貿易和土貢式的地方特產貿易。這兩種貿易,其對象是已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因商業(yè)的有無而影響生產方式;其消費又限于皇室和貴族,縱有影響亦微不足道。明中葉以后,販運貿易才逐漸以民生用品為主了。
我國幾條千公里以上的貿易路線,除從閩、浙出海的南洋航線開通較早外,南北大運河是明初才全部開通,從上海到華北、東北的北洋商運(非指官漕)到明后期才居重要地位,而長江航運是清代才暢達上游,漢水和西南水運也是清代發(fā)展起來的。
商人資本的大規(guī)模貨幣積累,也要靠長距離貿易。小地區(qū)內的剝削可以積累財富,但不能積累資本。所謂里有人君之尊,邑有公侯之富,但出不了資本家,資本家的腿要長些。即使是封建性的大商人資本,如徽商、山西商、陜西商、海商等,也都是在明后期才顯赫,是在、茶、布、木等長距離販運貿易中發(fā)展起來的。據我們考察,這些所謂大商人的資本,在明后期還是50-100萬銀兩的規(guī)模,到清中葉以后,有些就可以1,000萬兩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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